云南著名作家范稳 供图
一九三八年的春天，滇南小城蒙自已经很热了。极边之地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季荣幸地迎来了一群读书人。他们有的从省城昆明来，有的从香港坐海轮到越南海防，再沿当时中国唯一还和境外相通的铁路——滇越铁路——乘火车辗转而来。蒙自虽地处大西南边陲，但在那个年代却是个很开放的城市。早在1889年，蒙自就被辟为面向东南亚的商埠，是华夏最早设有海关、洋行、电报局、邮政局的地方之一。1910年，法国人用火车撞开了南中国的大门，始自越南海防的滇越铁路经离蒙自约二十华里的碧色寨，直达昆明。因此蒙自人并不闭塞，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他们的父辈一代都已经见识过了。他们只是有些好奇的是：这群读书人里有那么多的女学生，她们穿阴丹蓝长裙、蓝色斜襟上衣，胳肢窝下架着书本，青春四溢、意气风发地穿行在蒙自县城的大街小巷。谁家养的闺女呀，爹妈也放心她们出来？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这群读书人便是刚刚成立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文法学院的学生和先生们。“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狼烟四起，生灵涂炭；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即便是人类文明荟萃传承之地的大学也不能幸免。南开大学被日军野蛮轰炸、炮击，图书馆、实验室、教学楼、学生宿舍毁于一旦，校园学子都能目睹日军飞行员的狰狞面目。北大、清华神圣的校园被侵略者的兽蹄任意践踏，来不及撤走的图书资料、实验器材被强盗们悉数掠走。日本侵略者在发动战争之初，便有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尽其可能地摧毁中国的文化机构。也许那时他们就知道，军事征服中国易，文化征服中国难。侵略者的逻辑简单又粗暴，先摧毁你的文化殿堂，再灭绝你读书人的种子。
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五千年文脉岂是他人轻易能斩断的？续存文脉，保留文明的种子，文化不灭，中国就不会亡。战争爆发后，当时中国有一百零八所大学，约三分之二的高校撤往大后方，许多地方连中学生也加入流亡的大潮。如果有人能够从空中做一次航拍，便可在“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大地上，看到一幅幅震撼又催泪的学子流亡图，从北到南，从东往西。北大、清华、南开等高等学府，抗战甫一开始便奉政府之令撤往湖南长沙，组建长沙临时大学。但随着战局急转直下，战火迅速蔓延，长沙也危如累卵，长沙临时大学在1937年秋季刚刚开学一学期，便不得不再度西迁云南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便有了后来西南联大校歌中写的“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的千古绝唱。在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高等学府，像西南联大师生那样，进行过如此壮怀激烈、坚忍不拔、求学救亡的“万里长征”。
在昆明落地的西南联大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校园安在哪里？我们所熟知的一所大学应该有的教学楼、图书馆、报告厅、实验室、运动场、学生宿舍，哪里会有现成的呢？迁往大后方的许多学校都在寺庙和私家祠堂里坚持上课，不是因为寺庙和祠堂是清净之地，而是彼时的中国，实在没有更多的时间和财力，为莘莘学子建造一所合乎规范的大学校园。
蒙自向西南联大伸开了双臂，到我们这里来吧。到南湖边来做你们的学问，读你们的书吧。这里有亭阁楼台、湖光山色，蓬莱仙境、风清月朗，连落在枝头的鸟儿都会唱歌。
本地史料记载，南湖开掘于明隆庆年间，经历代修葺改造，廊桥亭阁，假山奇石，奇花异草，古树参天，逐步成为蒙自城边一处公园胜景。湖不算太大，但也不小，绕湖一周，正好是饭后散步所需的运动量。南湖边有一栋两层洋楼名曰哥胪士洋行，是二十世纪初修建滇越铁路时，来自希腊的哥胪士兄弟所建。这两兄弟靠铁路起家，在滇越铁路沿线开办了数家洋行和酒店。据说他们的经营范围除了枪支弹药外，什么生意都做。中国的抗战爆发后，哥胪士洋行也断了财路，洋行的洋人们卷被盖卷走路，楼却空闲下来了。这倒成就了这栋楼房的历史价值。随着西南联大蒙自分校成立，当时中国文化界、文学界的大师们如陈寅恪、刘文典、朱自清、闻一多、吴宓等人都入驻哥胪士洋行。楼上住先生们，楼下便是学生的教室。先生们的居室很小很简朴，不到十平方米，一床一桌而已。书柜自然是不敢奢望，也许有一个书架就算不错了。当战火烧到校园，许多先生在逃出北平时只有一个随身的箱子或包袱。西南联大相关史料记载，在联大刚恢复上课时，先生们凭超强的记忆重新编写讲义。有些被委托寄到大后方的书籍，还在漫漫烽火路途中散佚。读书做学问的人丢失了自己心爱的书，那是怎样的一种锥心之痛！但西南联大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此，战火烽烟中仍然隐忍坚毅地续存了我们的文脉，还造就出一大批国家的栋梁。闻一多先生在这座短暂居住的楼房赢得一个雅号“何妨一下楼”，或可说明这些先生当时是怎样的刻苦刚毅。在南湖期间，闻先生正在苦攻《楚辞》和上古神话，深感时间不够用。每当傍晚，夕阳把南湖的湖水镀上一层金色，晚风吹拂着湖岸的垂柳，亭阁廊桥间，本地土族（哈尼人和彝族人）唱着他们的情歌，凤凰树树冠火一般地燃烧，像是要将天空点燃。此情此景，谁不愿在一天的辛劳治学之后，到湖边走走呢？但人家闻先生就是不下楼。于是，其他先生就在楼下喊：闻先生何妨一下楼也！
南湖之美，美在宜入诗入画，还美在乡愁与家国情怀——那是一种痛定思痛之情，凄楚哀婉之美。有着“教授中的教授”之美誉的陈寅恪，大约是第一个被南湖感动的诗人。他的那首即兴之作《南湖即景》，被刘文典先生认为是难得的好诗，还特意书写下来作为礼物赠予友人。其诗曰：
风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
桥头鬓影还明灭，楼外笙歌杂醉酲。
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
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
当陈寅恪先生漫步南湖边时，他应该想到了京城的北海吧，也想到了颐和园的荷花与雕栏玉砌了吧？他或许也怀念战前在清华园那些宁静祥和、潜心做学问的日子，“桥头鬓影”之恍惚与“楼外笙歌”之缠绵，如今乡关万里，能饮一杯无？他的目光穿越了千年历史，他的文思滥觞于这个民族一再重复的苦难和“南渡”，因此他担心自己不能“北归”。可是，那时有谁能预料到，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浴血抗战，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呢？西南联大在北迁“班师回朝”时，在昆明原联大旧址勒石立碑，以记载联大办学八年“刚毅坚卓”之岁月，其中一段，实在是对陈寅恪先生这首诗的最好注释——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北大清华南开大学师生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
风光旖旎的南湖勾起联大师生的诗意，当属自然。更何况身逢战乱，山河破碎，颠沛流离，去国万里。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苦难总是催生更多的诗人，让诗人们将自身境遇与民族命运相关联。联大文学院青年教师蒲江青有《蒙自南湖杂兴》（三首），面对赏心悦目的南湖，也是道不尽的喜爱和乡愁。
其一
石榴花开满村堤，历乱飘红点碧蹊。
曳仗闲行忘远近，万山尖里夕阳低。
其二
碧油亭子面清流，坐拥青青杜若州。
欲采芳菲遗远道，满船明月榜歌愁。
其三
佣书已作无家别，却望关山万里赊。
是处蓬莱堪徙倚，今宵明月又天涯。
不仅先生们吟诗言志，学生也纷纷拿起笔，书写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南湖诗社”便应运而生。联大的校史记载，这个诗社是在先生们的指导下成立的，闻一多、朱自清、杨振声等大先生都是诗社的指导教师。也许是受条件因素限制，诗社学生的诗作是以壁报形式发表的，其诗歌多以新诗为主，但我们可从联大学子的诗歌中看到清晰的师承脉络。如南湖诗社的创办人之一周定一的《南湖短歌》：
“我远来是为的这一园花。
你问我的家吗？
我的家在辽远的蓝天下。
我远来是为的这一湖水。
我走得有点累
让我枕着湖水睡一睡。
让湖风吹散我的梦，
让落花堆满我的胸，
让梦里听一声故国的钟
……”
无论先生还是学生，都是家国万里的离乱人。他们身边的宁静和故国的烽烟，他们眼前的美景和别离的故乡，能不让人既感时伤怀又充满着希望？时间将证明，正是这批忧国忧民、拥抱希望的诗人，用青春见证了大历史，用手中的笔记录了大时代。正如南湖诗社标志性的人物、被誉为“中国新诗第一人”的现代派诗人穆旦。他是那个年代最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九叶诗派”的代表性人物，是后来翻译过拜伦、雪莱、普希金、济慈等大诗人诗作的我国著名翻译家。他的才华和他命运的传奇一样，在中国近现代诗人中，几无人能超越。
南湖诗社时期的穆旦还是联大外文系大三的一名学子，那时他刚参加完西南联大从长沙徒步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三千五百里“万里长征”，一身征尘来到蒙自。从史料留存的照片上看，那时的穆旦年轻帅气，青春飞扬，激情四射，时而西装革履，时而夹克征衣，绝对是标准的校园“诗歌王子”。南湖对他诗歌的灵感肯定有启发。他写于1938年6月的诗《我看》，呈现出的是一个青年诗人的柔情和发现，以及对生命自由的渴望。
我看一阵向晚的春风，
悄悄揉过丰润的青草，
我看它们低首又低首，
也让远水荡起了一片绿湖；
我看飞鸟平展着翅膀，
静静地吸入深远的晴空里，
我看流云慢慢地红晕，
无意沉醉了凝望它的大地。
哦！逝去的多少欢乐和忧戚，
我枉然在你的心胸里描画！
哦!多少年来你丰润的生命，
永在寂静的谐奏里勃发。
也许远古的哲人怀着热望，
曾向你舒出咏赞的叹息，
如今却只见他生命的静流，
随着季节的起伏而飘逸。
去吧，去吧，哦，生命的飞奔，
叫天风挽你坦荡地漫游，
像鸟的歌唱，云的流盼，树的摇曳；
哦，让我的呼吸与自然合流！
让欢笑和哀愁洒向我心里，
像季节燃起花朵又把它吹熄。
这个时期的穆旦，应该还带有校园诗人的“学生腔”，就像他在另一首诗里写的那样，有着“青草样的忧郁，红花样的青春”。虽然经历了一些风尘，但还缺乏战火的锤炼。只有在他投笔从戎，参加了滇缅战役，战胜了野人山的生死劫难，他的诗歌才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和维度。
1942年，滇缅战场开辟后，中国远征军远赴缅甸作战。西南联大掀起又一轮从军热潮，穆旦那时已经是留校的青年教师，但他也自愿报名参加了远征军。那时他刚二十四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好年华，并且已经是蜚声诗坛的诗人，又有西南联大的教职，大可过安稳的生活，潜心写诗做学问。西南联大校园内的青年诗人，大都很崇拜英国的现代诗人威斯坦·休·奥登，1937年奥登曾赴西班牙参加西班牙人民反对法西斯的战争，发表过长诗《西班牙》。穆旦是否也希望自己能像奥登那样呢？
青春本是一场盛大的演出，一个注定要成大器的诗人，必定要站在宏阔的舞台上，按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必须“在现场”。我相信，穆旦是怀揣着一腔报国热情和诗人的浪漫情怀加入远征军的。他为民族救亡从军赴难，为诗意人生而投笔从戎。一个诗人的浪漫和伟大，或许就正体现在将自己置身于保家卫国的时代洪流当中，上马能杀贼，下马会赋诗。尽管奔赴滇缅战场让他吃尽苦头，九死一生，奇迹般地从野人山这个人间地狱里拣回一条命。诗神缪斯还需要他活着，让他为我们留下一段传奇和一篇传世佳作《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的白骨》。
作为一名战争年代的现代诗人，穆旦不仅仅是一个呐喊者、参与者、思索者、抨击者，更是一个书写者、记录者。他用诗注释了战争的某一个侧面。他经历了战争和死亡，他洞见了它们的本质，照亮了它们的背面。作为个体，他站在“人”的角度思考战争、苦难以及人的渺小、战争的残酷和自然的博大。在《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的白骨》中，穆旦主要在写 “人”与“森林”的对话。森林的“容量大如海，随微风而起舞”，面对试图穿越它的士兵，它是狰狞而冷酷的，“欢迎你来，把血肉脱尽”。而人在大自然面前是渺小可怜的，“树和树织成的网压住我的呼吸，隔去我享有的天空！”
唯有经历过野人山地狱之旅的人，才会对人与大自然的生命博弈有如此透彻的认知，也唯有在野人山的胡康河谷悟透生命的坚韧与脆弱的人性，才会写下一曲为国征战、英魂无以归乡的士兵之生命祭歌——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
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
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
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历史曾在这里走过，沉重、惨烈、凄婉、悲壮，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灵，还长眠“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穆旦写下这一曲祭歌，正是对遗忘的拒绝，对战争与人、人与自然的反思和审视。并不是他不愿谈论所经历的滇缅战场，而是某些伤及灵魂深处的创痛，需要时间去弥合。穆旦在翻越了野人山三年之后，在抗战终于取得胜利之时，终于写出这首著名的诗篇，曾经承受的苦难、悲伤、愤怒，已然过滤、沉淀、反思，才升华出这诗人之祭、民族之殇。此时的穆旦，“红花样的青春”已不在，其诗风已转向沉郁雄浑、磅礴大气了。
穆旦英年早逝，再也没有回到过蒙自南湖。这里或许只是我们的诗人颠沛流离、命运多舛的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驿站。正如穆旦在《赠别》一诗里写的那样：“多少人的青春在这里迷醉，然后走上熙攘的路程。”而在诗人们的“迷醉”之地，我们还在寻找它曾经有过的光荣。